在这个意义上，授权可构成一种实现立法和行政协作的替代机制，事实上发挥着促进立法与行政有效沟通和合作的功能。

设置试点层级要与试点事项的事权层级配置相匹配。基于功能适当原则，权力机关无论在人员配置、信息资源支持还是决策程序上，都不适合完成具体试点工作。

分工合作既有协调配合之意，也有相互制约之指向。研判过程本身就是沟通和论证过程。宪法专属事项是人民关于国家的根本性决断，不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二是权衡实践需要和权力配置体系稳定性的关系，不因实践需要牺牲权力配置的稳定性，在授权限度和范围上审慎克制，不挑战宪法和法治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事项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但这些事项多为基础性和框架性的规定，与各国家机关有着广泛的交叉重叠，因而在判断能否授权时，必须谨慎考虑授权的必要性和民主正当性。

超出此领域，授权便可能给合理分工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在回应实践问题的同时，授权也应被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职权变迁探索机制——经过实践检验和反思总结，不断构想面向未来的更优职权配置可能，从而弥合实践与规范的脱节，实现实践与规范之间的动态协调。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一系列措施，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着力推动解决重办案、轻监督监督被动依附办案等问题，更好地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

──充实完善刑事执行检察机构职能 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后，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14个罪名案件的侦查职责放到第五检察厅（由原刑事执行检察厅调整设置）。各级检察机关将最高检提出的领导干部带头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首次到基层检察院申诉的信访案件全部由院领导包案办理等机制落到实处，积极推行控告申诉案件公开听证，探索简易听证、上门听证，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和首办环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采纳侦查环节建议的比重已从2019年1月的72%上升到2022年的91.9%。最高检还制定《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受理审查刑事申诉案件工作指引》，构建繁简分流、快速高效的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工作机制。

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主动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超过40万件，如实登记渐成自觉。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组织、指挥办案组办理案件。

2022年5月，与最高法共同发布《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公益诉讼机制。——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重要指示精神，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强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检察机关规范履职、正确统一适用法律意义重大。2019年检察官法以立法形式明确了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三）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检察体制机制 检察机关以设立未成年人专门检察机构为契机，推动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体系建设，实行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以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网络等其他五大保护，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统一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职业保障规定，并抓好规定的落实工作。为提高检察官遴选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中央和省级层面设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分别负责对最高检检察官人选与全省初任检察官的专业能力审核。健全检察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激发办案人员能动性。

对于普通案件，实行授权制办案模式，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职权委托检察官行使，由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负责。将原本由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的跨区域和特定类型案件，统一调整为省级检察院派出机构办理，有效避免了司法活动受到相关案外复杂因素影响，更好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遵循了司法规律，努力确保检察办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自2020年开始，最高检连续三年直接组织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带队，发现并监督16所监狱和2个未成年犯管教所整改一批深层次问题，实现参加、接受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的省份全覆盖。在落实此项机制的进程中，又创造性地开展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既监督监管执法，更纠正派驻检察不力问题。

人民监督员工作由此从新起步，影响力不断增强，监督更深更实。2021年3月，部署在10个省份开展第二期改革试点，试点范围扩展到62个市级院、387个基层院。2019年结合运行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制度。从队伍结构看，2022年，全国实行分类管理的检察人员总计18万余人。为适应犯罪结构变化，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彰显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势，2020年1月，全国检察长会议正式提出少捕慎诉慎押要求，逐步形成刑事检察理念。

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让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理顺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之间的权责关系，完善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有权必有责终身负责的落实机制。

自驻会检察室成立以来，最高检联合公安部、证监会开展打击证券犯罪专项行动，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办理一批大要案。──专设公益诉讼检察机构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要求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在进行两年试点的基础上，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最高检设立公益诉讼检察厅。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最高检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适应人民群众更高司法需求，提出并落实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检察工作总要求，推动检察机关机构重组、机制重塑，形成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工作新格局，检察工作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整合检察业务应用系统、12309检察服务中心、检察案例库、检察文书库、检察档案等，汇聚与优化法律监督数据池，推动各层级政法网络互联互通，稳步推动12345举报记录、信访、电子政务、社保、企业登记等社会公共数据的检察共享。

有利于促进检察人员提高自身素质，推进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检察机关的司法责任制是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和履职规律，科学界定检察人员、办案组织的职权、责任，明确司法责任承担主体、范围和追责条件、方式，以实现检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管理制度。2021年10月，财政部、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制定出台指导意见，在新形势下对推进此项改革提出了进一步要求。特别是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赋予检察建议新功能新要求以来，检察建议成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方式，被广泛运用到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等工作中。

持续完善和落实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全面做实后半篇文章。十年来，最高检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配合组织部门，积极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一方面，检察机关积极拓展听证的广度深度。（一）创新完善法律监督方式方法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法律效力，并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

另外，最高检先后通报了9起最高检和13起地方检察机关违反三个规定的典型案件，对各级检察人员产生了有效警示教育作用。同时，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健全和规范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工作机制。

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切实发挥各级检察院入额领导干部在司法办案中的带头、示范、引领作用，是检察机关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四）创新举措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要求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促进完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适应新形势，积极改革探索，建立起了融合四大检察的综合性、立体式治理体系。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细化指定居所的范围，加强对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三个规定是司法环境的净化器、公平正义的安全阀、拒腐防变的护身符，为检察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随着英烈保护法、安全生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制订修订后写入公益诉讼检察条款，检察公益诉讼从传统的四大法定领域大幅扩展到‘4+9，并正在形成4+N的开放式格局。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建立以质量、效率、效果为核心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推进全员、全面、全时考核，督促检察人员自觉、能动、创新履职。

网络培训22期，辐射学员21.7万人次。一方面，配合组织人事部门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基本实现改革目标。